从落后到占据国际前列！需要四代人的努力才有今天

中国的宇宙线研究几乎与新中国同龄。建国初期几位著名科学家回国后，王淦昌、张文宇、何泽慧、肖健等人把宇宙线观测研究的方向带到了中国。他们首先来到昆明东川，在海拔3200米的山峰上建设中国第一个宇宙射线实验室——降雪站。

当时在落雪站建造的云室被认为是世界上同类设施中最大、最先进的设施之一。然而，“文化大革命”和国家力量的限制影响了研究工作。落雪站“头顶蓝天、踏云海、心系祖国、放眼世界”的口号也成为中国宇宙线观测研究起点的注脚。

然而，当中国科学家能够重新专注于科学研究时，却发现与国际水平存在巨大差距。

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谭友恒赴日本留学。日本先进的综合风淋室阵列让他大开眼界，他萌生了在中国进行类似实验的想法。回国后，他申请资金，希望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的宇宙线观测基地。

谭友恒在一份材料中写道：“中国的生产和技术要想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就必须有自己的基础科研背景……”

1976年，中国的宇宙线研究开始与国际交流。虽然当时没有太多的研究积累，但我们有山——，探索宇宙射线的最佳地点是在高海拔地区。

最初，中日科学家在西藏甘巴拉山建立了观测站，还在珠穆朗玛峰海拔6700米的营地进行了小型实验。这些实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开始进入国际先进研究的行列。

到20 世纪80 年代中期，我们开始有机会与世界上一些最好的研究小组合作。 1989年，谭友恒等人提出在西藏建造第一代伽马天文探测器。这在国际上算是一个小装置，但由于我们独特的地理条件，即使不够大，也有一席之地。

当时我还是一名博士生。 1992年，我成为羊八井国际宇宙线观测站的第一值班人员。 2019年，羊八井天文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探测到了当时最高能量的宇宙伽马射线。这是以后的故事了。

从开始与日本科学家研究，到1998年与意大利科学家联合开展ARGO-YBJ实验，情况彻底改变了。中国科学家在中意合作建设第二代伽玛天文高山探测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合作项目的人员和资金投入比例为1：1，这说明我们已经与国际接轨。

我国宇宙线研究发展至今，经历了三代人的奉献和艰辛。到了第四代，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法律电缆”建成！ “十二五”期间，我们开始在四川稻城建设大型科学装置——“套索”（高空宇宙线观测站LHAASO的英文缩写），用于宇宙线观测。它由5216个探测器组成，覆盖面积平方公里。该阵列是当今世界上同类中最大的宇宙射线观测装置。

我曾经把“剃刀”的鸟瞰图发给一位美国同事，他说：“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都感觉美国落后了”。

“Raso”也完成了它的使命。建设过程中已经取得了显着的成果。结果之一是我们发现银河系中存在比目前最大的粒子加速器大几个数量级的高能粒子加速器；二是我们用“绳子”探测到破纪录的电子伏打光子。

海德堡著名天体物理学家菲利克斯·阿哈罗尼安称赞“拉索”是“已经投入观测运行的未来探测器”。可以说，未来我们将在这个领域领先至少20年。

当然，这段旅程并非一帆风顺。我的副博士生导师丁林岱（2001年）非常担心第二代宇宙线研究科学家霍安祥名下的八位博士全部离开国内宇宙线领域。而我是霍老师的学生中唯一留下来继续做宇宙线研究的。

然而，现在却完全不同了。我的学生和其他几位老师的大部分学生都留在了国内宇宙领域。作为第四代传人，他们已经成为中坚力量。他们的许多同龄人也从国外留学归来。该领域后继者不断涌现，并且正在蓬勃发展。原因很简单。我国现在正处于大力发展基础研究、逐步引领学科发展的好时机。

我相信，无论什么样的研究，都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到达世界前列。没有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很难占领国际前沿。没有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没有国家对大型科学设施建设的大力支持，中国的宇宙线研究不可能有今天。